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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作者：程曼丽、赵丽芳（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围绕中华文化深耕细作，构建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围绕中华文化深耕细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在传播内容上围绕中华文化深耕细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新时代新征程，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就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比如，要结合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又如，要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新时代，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仍然没有改变。只有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才能有效统筹资源力量，充分发挥集合效应，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思考和整体谋划。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特别是要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采用贴近不同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重视发挥海外华人、海外中资企业、国际友人等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讲究国际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把握国际舆论话语权，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尊严形象。

　　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客观、真实、生动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当前，新兴技术不断涌现，推动国际化传播平台发生深刻变革。其中，以5G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其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等特性赋能国际化传播平台发展，形成了全新的信息采集、处理和分发方式，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良好技术支撑。同时，各国民众的信息接收习惯日益向新兴媒体、移动传播等方面转移，这也对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媒介技术、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抓住先进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加快布局新型传播平台，积极运用5G等信息技术开展新闻传播实践，持续提升媒体内容传播效率，形成多渠道、精准化的国际传播。加快移动端传播平台建设，创新短视频、微视频、云直播、语音播报等多元信息发布形式，吸引更多国际友人讲述“我眼中的中国”，更好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研究掌握传播平台的发展趋势，推动传播策略全面迭代升级，打造更多受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互动式新闻产品，通过新形式、新手段、新途径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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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短评：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题：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记者安英昭

　　19世纪，经历过纷飞战火的列夫·托尔斯泰写下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时移世易，人类对于幸福的向往仍是相似的，各国通向幸福的道路却各具特色。

　　作为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人权事业不断进步？五集大型电视政论片《新时代中国人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幸福密码”。

　　通过保障所有人的人权，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优先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等，中国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人权保障不断进步的背后，积淀着中华文明深处对人的关怀，回望5000多年文明史可知，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2006年，首届“中国人权展”在北京举办。中新社记者廖攀摄

　　先秦时期，道家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儒家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墨家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东汉佛教传入，逐渐演化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思想。及至唐宋，朱熹进一步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成为千年来中国无数有识之士的毕生追求。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发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呼吁，这一堪称中国版“人权宣言”的文献，较卢梭《民约论》更早百年；1948年，在中国代表张彭春的建议下，《世界人权宣言》融入良心、仁爱、忠恕、包容等中华传统思想，这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由此成为凝结东西方文明智慧的经典。

　　近一百年前，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中国“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此后，如何战胜这“五大仇敌”成为贯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检验中国人权发展的参考系。

　　如《新时代中国人权》片中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取人权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促使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总结中国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的中国特色，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新形态。